《史记》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史，这是因为它在形式、内容和影响力上具有革命性的突破，对后代的史学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为了更好地理解《史记》为何被认定为中国的第一部正史，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：
1.史学地位与“正史”的定义
“正史”这一概念起源于中国历史的官方史书，指的是由朝廷或官方史官主持编纂、具备权威性、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历史著作。与“野史”或“私史”不同，正史不仅要涵盖帝王将相的事迹，还应当尽量全面地记录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历史。正史通常会对历史进行主流话语的定性，代表当时官方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。
《史记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史，符合了这一“正史”的定义。它涵盖了从上古的黄帝、尧舜时期，直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，内容横跨了三千多年，广泛记录了帝王将相、百姓、制度、风俗、文化等多个方面，不仅限于汉朝的史事，堪称中国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。
2.司马迁的历史使命与编纂背景
《史记》的编纂者司马迁，生于西汉时期，作为一位官员，他不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和资料，而且通过亲身的历史实践（如出任太史令，负责朝廷档案工作），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知识与经验。然而，最为关键的是，他个人身上所经历的巨大的历史悲剧——因为父亲司马谈因触怒权臣而去世，司马迁自己遭遇宫刑（阉割），这让他深感历史和个人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，也促使他深刻思考历史的多维性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司马迁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，更是一个历史的思考者和批判者。正是这种“史家之绝艳”的心态，使得《史记》在史学体例和思想内容上都取得了空前的突破。司马迁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位历史的记载者，他通过丰富的历史素材，努力展现历史背后的“人性”与“命运”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本质。
3.内容与体例的创新：纪传体的开创
《史记》的内容结构可谓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之作。它采用了“纪传体”这一新颖的编纂方式，而非以往的“本纪”或者年表式的记录方式。
- “纪”：记载帝王的治国理政，突出政绩和重大事件。
- “传”：除了帝王，司马迁还为各类历史人物（如将领、文人、贪官、贤臣等）编写了人物传记，通过人物传记展示各自的命运和性格特点。
- “书”、“表”、**“志”**等部分：涉及历史地理、天文、礼乐等不同领域，使得《史记》不仅仅是帝王史，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大观。
这一体例的创新，不仅仅为后代史书的编纂提供了范式，也使《史记》突破了单一的政治史框架，注重人文史、文化史、人物史的多维度呈现。
4.史实的多元呈现与人性化历史观
《史记》不同于传统的帝王编年式史书，它并没有简单地将帝王的功过美化或妖魔化，而是从多个角度呈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。这种历史写作方法，给后人提供了更为多元和立体的历史认知。
例如，《史记》中的“项羽本纪”展现了项羽作为一位英雄的伟大，同时也揭示了他性格中的弱点与局限。而《吕不韦传》则揭示了吕不韦的政治手腕与背后复杂的权谋，既不全盘否定其功绩，也不一味抬高其人物形象。《史记》中的这些人物传记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内容，并且让历史更加贴近人性，充满了现实感与时代感。
司马迁的历史观中，既有对“英雄”的礼赞，也有对“命运”的无奈。他在《史记》前言中提到，“志不强者智不达”，这表明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天命的安排，更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历史之间的斗争和博弈。每个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都充满了偶然和必然的因素。
5.《史记》的历史意义与影响
《史记》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正史，它的意义远超其作为“史书”本身。首先，《史记》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的基础，它的创新性体例、详尽的史实呈现以及深刻的历史观为后代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后来的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乃至《资治通鉴》，都在《史记》的影响下不断演进，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框架。
其次，《史记》作为一部历史巨著，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它中的人物刻画、史实叙述技巧以及语言风格，至今仍被许多作家和学者推崇。司马迁将文学艺术与历史写作结合的手法，使得《史记》不仅是历史的记录，也是文学的享受，堪称历史与文学双重辉煌的典范。
总结：
《史记》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的第一部正史，正是因为它不仅开创了“纪传体”的史学写作模式，还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历史思考，构建了一个全面、立体的历史体系。它超越了单纯的帝王传记，展现了历史的多维性与复杂性。司马迁的学术贡献在于，他不仅仅记录了历史事件，还深刻剖析了事件背后的人性与历史逻辑，为后代史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。因此，《史记》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的奠基之作，影响深远，堪称一部跨越时空、永恒经典的历史巨著。
